数字孪生城市：两派争鸣 噱头还是新风口？

    【CPS中安网 cps.com.cn】就在2019年11月底，“千年大计”雄安新区数字孪生城市建设传来前方消息。雄安新区首席信息官张强说，雄安智能城市与物理城市同步进入了大规模开工建设阶段，目前正在全力打造智能城市“一个中心、四个平台”基础设施体系。也就是说，雄安新区数字孪生城市的“数据基底”正在成型。

　　自2017年启动以来，雄安新区就寄托了国人对大国复兴背景下“数字之都”的期待，什么样的城市治理方案能够匹配得上“千年大计”？“数字孪生城市”应运而生。

　　其实，除了雄安新区，包括北京市通州副中心、南京江北新区、重庆两江、贵州贵阳等众多城市和地区的“数字孪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落地应用已经如火如荼的推进。

　　半年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在2019数博会“数字孪生城市建设与产业创新全球峰会”上说：“这个题目目前来讲我在全国第一次见到，甚至全球可能也是第一次，相信会引领以后的潮流。”

　　潮流比想象中来得更快。“数字孪生”概念诞生不到十年，“数字孪生城市”的说法也是2017年才出现，而就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后，“数字孪生城市”方案和模式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在我国多地涌现。

　　在产业层面，“数字孪生城市”的热度可谓升级到了“白热化”。不仅阿里、百度、腾讯、阿里、京东等互联网巨头、通信巨头纷纷牵头构建生态；众多安防大佬、AI独角兽、系统集成商也一头扎进各地的数字孪生“盛宴”中；甚至，在AR/VR热潮时代演进来的空间信息领域创业公司也借此找到了等待已久的“金矿”。

　　在资本方面，2019年以来，我国多支“数字孪生”概念股涨停；阿里巴巴、启迪金控、中信建投等都向相关公司投入过亿投资；深耕“数字孪生”的超图公司、51VR、泰瑞数创等多家空间信息创企也在今年获得多轮融资，其中有不少过亿。

　　然而，或许因为发展得太快，市场和传播场中的“熵”偏高，即使是业内人士也不乏对“数字孪生城市”表示心存困惑。这个话题在被政企资学各界频频提及的同时，也令很多人眉头一皱，“不太明白”。

　　那么，热炒的数字孪生城市究竟是什么？不同的智能城市解决方案中出现的“数字孪生城市”是真正的创新还是“营销噱头”？它和智慧城市又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为了探讨这些问题，记者对来自中国信通院、安防企业、AI独角兽及VR/AR企业的多位专家进行了深入调查走访。希望通过探访，我们能更明晰地认识这个与城市治理方式变迁息息相关的“数字孪生”密钥。

　　由“数字孪生”本身而来的分野

　　一般认为，“数字孪生城市”概念在我国由中国信通院的研究人员提出，并在2018年被写入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中。

　　中国信通院高艳丽教授回忆当时的场景：“在雄安项目需求的倒逼下，团队压力比较大，背后做了很多工作，最终，才决定将工业领域的“数字孪生”概念运用到城市治理领域，没想到正好契合了雄安数字之都的需求。”

　　那么工业领域的“数字孪生”又有什么由来？在背后，有一个小故事。

　　国内早期接触数字孪生的人大多认为，这个概念是美国学者Michael W. Grieves在2014年提出的。Grieves将数字孪生(Digital Twin)定义为：物理产品或资产的虚拟复制。此复制实时更新，或尽可能定期更新，以尽可能地匹配其真实世界。

　　Grieves曾说“数字孪生”概念由他在2003年密歇根高管培训会上就提出，但可考的书面证据又指向另一种可能——数字孪生”概念出现于2011年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的相关文献上，用以解决战斗机的机体维护问题。而后又被美国通用电气、德国西门子等企业用于工业。

　　注意，这个故事表面上是关于概念首创的争议，背后却是不同理念的分野。

　　Grieves的“数字孪生“更强调仿真、建模特征，例如海尔的透明工厂的数字孪生，侧重的就是管理现场的重现；而美国国防部把数字孪生体看成降本增效的工具，却不太强调建模载体本身。

　　“数字孪生”概念本身的暧昧，为我国“数字孪生城市”的流派之争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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