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数据难获取:政府不愿放弃权力
十二五投资或达1.6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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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改变生活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北京，可以通过智慧停车诱导系统，提前预订车位;在上海，可以通过无线医院系统网上免费预约，无线药房将会提前为你准备好药品;在佛山，可以利用电话或者网络购买食品，通过手机短信快捷取货，等等。

　　这些都是已经出现或者正出现在我们身边的细微变化，改变并影响着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作为智慧城市的一部分，这些曾经被视为“乌托邦”的图景，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智慧城市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像回答“什么是好人”一样困难。每个机构、每个城市、每个企业，乃至每个个体……都有基于自己立场和发展阶段的不同理解。

　　然而，不管有多少种涵盖政务、交通、医疗、教育、能源、生活服务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应用，智慧城市都需要一个明确的基本架构。碎片式的“智慧项目”并不能构建智慧城市，不认清这一点，智慧城市难免落入“拼图游戏”的尴尬困局。

　　舶来与本地化

　　智慧城市的概念最早由IBM提出，其对智慧城市的定义为：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等在内的各种需求作出智能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

　　在IBM的构想中：永不堵塞的街道、安全放心的食品、取之有道的能源等，都是可以实现的理想生活。这曾被业内专家看做是全球关于智慧城市设计的“最佳模板”。

　　智慧城市一说在引入中国后，其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发展创新，实现了“本土化”。

　　比如，华为对于智慧城市的构想是：有效利用物联网、通信网、互联网的三网融合技术，让平安的城市、高效的政府、绿色的产业、幸福的民生变为现实。

　　而中兴通讯认为，作为城市管理者主体的城市政府，其核心需求在于：用现代科技手段更好地协调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城市交通、市政、安全、经济产业和公众服务等各方面作出统筹规划，保证城市经济高效低成本运营，实现经济社会科学管理、民生服务高品质，实现城市运营的“智慧化”。

　　神州数码软件工程院院长谢耘则认为，智慧城市最大的特征是“融合”，  它首先是在构建现代城市管理和服务平台的过程中，将政府职能与信息技术充分融合，解决医疗、交通、  能源供给、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社会管理服务问题;与此同时，通过信息技术与其他业态的融合，还能催生一系列新产业，为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

　　“在‘中国式’智慧城市中，‘智’指智能化、自动化，代表城市的智商;‘慧’指灵性、人文化、创造力，代表城市的情商。”工信部电信研究院规划设计所总工程师王爱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完整的智慧城市就是“智商+情商”的组合，其在智能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人的参与性和创造性，要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和物的智能。

　　“各地的建设者必须明白：智慧城市不是装备的智能化，而是城市管理和治理的智能化。”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发展改革处副处长郑明媚对《瞭望东方周刊》强调说。

　　“三个一”架构

　　拨开纷繁芜杂的各种应用，智慧城市的内核是一个基于信息通信技术(ICT)的高度有效运行的系统，这个系统实时搜集城市每个个体的信息(通过RFID、传感器、摄像头等)，传输到互联互通的各个数据库，再经过分析(云计算和大数据)，获取一定的应对和处理机制，从而提升整个城市管理系统及各个分支系统的效率。

　　中兴通讯副总裁徐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业内对智慧城市的“三个一”架构已经有了共识：一张网络，一个城市数据中心，一个平台。

　　首先是网络——通信网、互联网及物联网的统一与融合。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这是目前许多数据和信息借以传输的通道。

　　核心是集中且通畅的城市数据中心。

　　第三是一个共享的系统和平台，在此基础上提供各种智能的应用。

　　通信与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基础，从而实现城市的数字化。只有在数字化的前提下，才能谈智慧化，没有数字信息基础，智慧城市就无从谈起。

　　“获取信息和数据是最重要的。只有一座城市这么个复杂的系统才有这么大的数据，而我们需要对大数据进行分析，才能获取智慧。”徐明说。

　　智慧城市，正是建立在全面充分的大数据基础上的。

　　来自城市各个角落、各个层面的信息交互起来、分享起来，才能够实现数据的挖掘，这是智慧化的关键步骤。这个步骤，不完全是技术性的问题，更是城市管理思想问题，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就必然有中国的特色和需求。

　　作为通信巨头，中兴和华为都在积极布局4G网络。这对智慧城市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没有一张快速、安全和稳定的移动网络，许多视频数据便不可能传输。

　　中国的智慧城市厂商提供的服务不尽相同，但基本都会参考这种架构。

　　不同于一些集成式厂商，中兴选择了贯穿整个智慧城市三层架构的产业链条。除了采用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模式从前期就参与政府智慧城市项目的规划和设计，在应用层面，中兴也已有近20家涵盖各个领域的专业子公司。

 　　政府数据开放是关键

　　对所有智慧城市的建设者来说，政府的数据开放是成败的一个关键。

　　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

　　大部分接受采访者认为，政府各部门对开放和共享数据并不太积极，不大愿意放弃部门利益和权力。

　　“比如公安、城管和交通部门都有各自的视频监控系统，分布也不一样，当你出于需要借用其他部门的视频资料时，需要经历提交申请、签字的流程，中间会耽搁大量的时间。而一旦数据开放和共享之后，除了自己部门的数据之外，可以在有权限的情况下随时从后台调取所需的任何数据。这对于减少审批、简政放权是最好的落实。”徐明表示。

　　曙光集团副总裁聂华提出，除此之外，更重要的现实问题可能是，许多部门甚至连搜集和统计数据的工作都没做好，这种情况下如何共享?

　　“我曾跟工信部一位官员交流，他对此持不乐观态度。因为政府部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数据准不准，他自己说了算。当数据开放共享之后，一些部门的弱点便会完全暴露出来，这是他们所不愿面对的，势必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转型期。”他说。

　　当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安全考虑”。尤其是“棱镜门”事件之后，信息安全已经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这也成为政府部门的一个现实担忧。

　　“不安全，我们应该去讨论如何保证安全，而不是因此就干脆不做了。”神州数码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李继刚认为。

　　徐明则乐观地认为，在PPP模式下，当企业与政府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可以从顶层设计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规划开始，就跟政府达成了共识，要把各个部门的大数据平台构建在一起，未来他们的数据会存储在一个共享的中心。”

　　各个厂商也都有自己的一套安全体系。

　　“我们有系统化的安全方案，比如内外网的物理隔离，数据加密、分权限管理等手段。”徐明说。

　　李继刚表示，应该从政策和法规上解决信息共享的问题，甚至应该是“强制性”的规定。但也应给予政府一定的利益补偿，“这些数据是有商业价值的，应该建立一个合法合理的机制，以便充分挖掘这种价值。”

　　近期由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牵头制定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已明确提出，要建立信息共享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本部门建设管理的信息资源可授权需要该信息资源的其他部门无偿使用。

　　“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也正在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纠正。”王爱华说。

　　各自为战

　　“多部委齐抓共管的现状，容易给地方政府和建设单位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在中国，智慧城市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4个副省级以上城市、89%的地级及以上城市，47%的县级及以上城市，总计311个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涵盖大中小城市和东中西部区域，预计“十二五”期间总投资或将超过1.6万亿元。

　　中国特色

　　国外智慧城市建设最早可追溯至1992年新加坡提出的“智慧岛计划”，随后很多国家和地区开始陆续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直至2010年开始在全球掀起一股建设热潮。

　　中国最早提出建设智慧城市构想的是南京市，比新加坡晚了近20年。

　　2006年，南京开始积极研究智慧城市道路;2009年还举办了“智慧城市高层论坛”，并正式提出建设智慧城市。

　　到2011年，国内提出或者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地市开始大幅增加，出现小范围“井喷”之势。

　　“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和国外有明显区别，西方智慧城市更加注重某一个方面的建设，而中国则更强调全面、系统的建设，不单单倾向于某一领域。”工信部电信研究院规划设计所总工程师王爱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国外智慧城市乐于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对城市重要基础设施能力的提升，比如欧盟智慧城市就优选能源、交通和综合的信息基础设施三个领域作为重点建设方面。而中国的智慧城市多在综合目标导向下进行，建设重点也更多元，交通、便民、环保等都属涉及较多的领域。

　　本刊记者通过中外发展案例的对比发现，国外更强调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大幅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促进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而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目标则更注重城市经济产业、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生态环境等多方面的提升。

　　“这跟中西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西方国家已经过了追求经济发展的阶段转而开始追求低碳环保生活。”王爱华说。

　　例如，在韩国有一个专门为实现低碳环保目标而建立的智慧城市试点——松岛。在松岛，电梯安装有智能感应系统，无人时自动关闭电源。同时，岛上还配有完善便捷的自行车租赁服务，以倡导居民低碳出行。

　　在业内争议较大的主导权方面，中外亦有不同。国外通常在能源、交通等局部行业与领域，由企业主导实施信息化项目，政府主要起协调作用。在中国，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则是以政府的统筹规划为主，企业起配合作用。

　　多部委“各自为战”

　　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正式提出要在有条件的城市开展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建设。这被外界解读为国家层面已经认可智慧城市发展策略。2014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将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全新模式，要求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比国家顶层战略层面认可更早的是各部委的积极尝试和探索。王爱华说，“其实不难看出，中央政府层面上的认可，其实是综合各部委的推进情况作出的决定。”

　　2012年5月，国家旅游局公布北京、成都等18个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

　　2012年11月，科技部下发《关于开展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并于次年10月正式公布南京、无锡等20个智慧城市试点城市。

　　2012年12月，住建部下发《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有条件的地方积极申报试点。截至目前，住建部已先后两批设立193个智慧城市试点，成为试点城市最多的部委。

　　2013年，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出台《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试点技术指南》，包括太原、广州在内的9个城市列入时空信息云平台建设的全国试点工作。

　　2013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选定15个城市与欧盟合作，启动中欧绿色智慧城市合作项目。

　　2014年5月，交通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城市公共交通智能化应用示范工程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确定在太原、石家庄等26个城市开展公共交通智能化应用示范工程建设。

　　6月23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等部委研究决定，将深圳市、佛山市、苏州市等80个城市列为信息惠民国家试点城市，集中构建统一的城市信息惠民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基础信息集中采集、多方利用，逐步实现公共服务事项和社会信息服务的全人群覆盖、全天候受理和“一站式”办理。

　　每个主管部门按照自身职责范围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看似合情合理，实则问题颇多。各部委对于智慧城市的建设思路、标准和政策意见各有侧重，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在面对多条线上的试点示范和不同标准规范时难以判断和选择，且纵向指令过多也使得城市内难以形成各部门齐心协力和资源整合的局面。

　　“多部委齐抓共管的现状，容易给地方政府和建设单位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亿阳集团智慧城市事业部总经理吕东庆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亿阳集团参与了国内十几个城市的智慧城市项目建设，其中最出名的是城市一卡通系统。“这在各地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吕东庆的直观感受是，各部门在开会时都会积极表态，但在建设过程中又往往推诿扯皮，态度消极。“每个部门手里的信息和资源都是费时费力获得的，是它们的‘命根子’，肯定不会随便给其他部门使用。像建设部门手里有关城市基础设施的信息就不会轻易让别人看到。”

　　各部委的智慧城市建设要求到了地方后，只能按照主管部门进行安排，一些地方原有的部门间协调机制被打破，统筹难度加大。

　　“各个部门缺乏具体的思路和目标，看到一个方面就盲目推进，纯粹是为了建设而建设。”王爱华说，这种发展模式很容易导致重复建设，带来资源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