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数据实验”打造和谐社会

　　广为接受的监控

　　主管RAHS的官员对该系统到底监控哪些数据守口如瓶，他们承认其中相当一部分信息来自公开渠道，如新闻报道、博客、脸书和推特。但RAHS不必只依赖公开信息和大部分政府搜集的那些情报，在新加坡，对居民和访客进行电子监控普遍存在，而且被广泛接受。

　　监控始于每个家庭。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告诉我，除了商业和企业通讯，新加坡所有网络流都经过滤。主要有两类内容受到控制：色情网页和种族主义言论。大约有100个以性内容为招徕的网站公开被禁，名单是国家秘密，但普遍认为其中包括《花花公子》和《好色客》的网站以及标题里含有性词汇的网站(一个新加坡人告诉我，想找色情内容其实挺容易，只要网址里没有明显的性词汇就行了)。其他网站———包括外国媒体、社交网站和博客———都对新加坡人开放。但如果你发布法律认为违规或有煽动性的帖子和文章，警察可能就要来敲门了。曾有新加坡人因为在网上发表种族主义言论被控触犯《煽动法》，但官员并不认为这是审查。他们说，仇恨言论可能破坏该国多种族文化组成，因此威胁到国家安全。新加坡官员强调，公民可以自由批评政府。事实上，本年度新加坡畅销书之一《艰难抉择：挑战新加坡式审查》就是抨击政府的，书中指出1959年起一直掌权的人民行动党故意制造“新加坡距毁灭只有一步之遥”这样的危言，以便把大众变成顺民，巩固该党的权力。

　　但是，对个体的性格或动机进行指摘是不行的，官方认为这就像种族主义言论一样，会威胁到新加坡微妙的平衡。记者———包括外国新闻机构——— 常被指控触犯该国严格的诽谤法。2010年，纽约时报集团因为发表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篇专栏谈及李光耀家族的“王朝政治”而被告上法庭，最后支付11.4万美元达成和解，《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道歉启事。

　　政府不仅关注民众在公开层面的言论，也可依据反恐法、反毒品法和反不良出版物法合法监控各种电子通信，包括电话。“国际隐私组织”表示，“(新加坡)政府权限极大……如果认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秩序和公共利益受到影响，无须搜查证便可进行搜查。”

　　监控也延伸到访客身上。游客每到一地，通常要买当地手机SIM卡。犯罪分子喜欢一次性的SIM卡，因为难以追踪。但要在新加坡买卡，你得提供护照号码，跟电话号码联系起来，这意味着电话公司(及政府)有你每次通话的记录。

　　“国际隐私组织”表示新加坡人想拥有网络账号也要出示身份证明———主要是身份证———然后网络服务提供商“据说会定期将用户信息提供给政府官员”。一名国防官员告诉我，新加坡内政部也有权强制在新加坡的企业提交威胁电脑网络的信息，以防恶意软件和黑客侵害新加坡电脑系统。美国国会多年来一直声称，类似的规定可以强行要求一些对美国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的行业交出威胁性信息，但遭到商会和企业的阻拦，认为这是政府对私有安全事务的粗暴干预，且成本高昂。

　　在新加坡，可能没有哪种监控形式比摄像头网络更普遍了，警方在全国150多个区域布下这一网络。建筑物角落、电梯顶、酒店墙上、商店、公寓大堂都是摄像头，但我遇到的新加坡人大多不太在意生活在一个“监控泡泡”里，而且他们知道并不只有新加坡才这么干：“伦敦和纽约不也到处是摄像头吗?”新加坡人认为摄像头是用来震慑犯罪分子的，“在新加坡，人们普遍觉得如果你不是犯罪分子或者反政府者，就不用担心什么。”一名政府高级官员对我说。

　　今年，研究法治的“世界正义工程”组织将新加坡列为世界第二安全国家，因为这一荣誉，新加坡被认为是“亚洲最适宜经商的地方”。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也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宏大的新中心，监控网络犯罪，它是Interpol在法国里昂和阿根廷之外设立的第三大中心，既反映出该组织打击网络犯罪的决心，也显示出它对新加坡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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