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数据实验”打造和谐社会

　　被监控者变成监控者

　　总之，如果社会稳定意味着要接受更多的监控和大数据扫描，新加坡人似乎很乐意做交换。R A H S一项研究表示，大部分民众已经接受“监控”是阻遏恐怖主义和“自我极端化”的必须手段。新加坡人常虔诚地谈到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他们自觉选择交出部分公民权和个人自由，换取最基本的保证：安全、教育、供得起的房子、医疗。

　　但是社会契约是可以谈判的。“不应视之为理所当然”，RA H S团队警告，“也不应视之为永恒。今天人们可以接受的监控措施也许新加坡未来几代就无法容忍。”一项旨在调查“自下而上监控”的研究认为，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盛行正将被监控者变成监控者。这些新科技“赋予民众权力，使他们可以密切审视政府精英、企业和司法官员……使他们的名誉更易受损。”从拍下警察在警车内睡觉并上传推特的愤怒市民到挑战执政党理念的反对派博客，新加坡的领导人也无法逃脱民众的监控。

　　在新加坡2011年选举中，人民行动党“仅仅”获得了议会87席中的81席。在多数政治观察家看来，这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反对派获得了史上最佳战绩，第一次对执政党形成威胁，新加坡人开始反对政府管理国家的方式。甚至总理李显龙也将这次胜利视为值得警示的失败。“这标志着我们政治景观中一个显著变化。”投票结束后他对记者说，“很多(新加坡人)希望政府采取不同的风格和方法。”

　　这个选举结果跟监控本身关系不大，但监控及其表面上的好处正是政府塑造新加坡模式的一个切实部分。2002年H o与波因德克斯特见面时，波因德克斯特表示在新加坡建立大数据分析系统比在美国容易多了，因为新加坡的隐私法宽松得多。但是H o回答说，法律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方面，公众对于政府计划和政策并非全盘接受，特别是涉及到侵犯人们权利和利益的时候。

　　看来这是一个精准的预测。在这个小小的大数据实验室，得出了出人意料的结果：新加坡人在网上待的时间越长，读到的东西越多，跟他人及政府分享想法的时候就越多，就越会意识到新加坡的做法在发达民主国家中并不完全正常，政府也并非绝对可靠。新加坡是其他国家仿效的模范，在这个方面，新加坡更能提醒人们的，或许正是大数据的局限性，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预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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